走向共和

在国外住着，什么都比国内慢好几拍。《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好像在国内早热闹过了，我远隔欧亚大陆，最近才有时间下载来看。

目前才看到20集左右，主要感想有三个：

1. 李鸿章、慈禧演得真好。那个演慈禧的老太太，和照片里的慈禧本人还真有三分想像。李鸿章，躺在日本的病床上，听到光绪手谕批准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一抹淡淡的冷笑，太传神了。

2. 这个电视剧真gay啊，所有的男主角都有一个闺蜜：李鸿章身边永远跟着个盛宣怀，张之洞身边总是跟着个辜鸿铭，光绪身边总贴着个翁同龢，袁世凯总是和“菊人兄”粘一起，康有为身边总贴谁都不用说了，连李莲英身边都总粘个德公公。

3. 康有为和孙中山演的不是一般的猥琐，每次出场便摧胸顿足地干嚎一番，引发比他们更猥琐的众跟班们一番喝彩，然后匆匆退下。也不知道编剧是故意恶心观众还是不能把握人物心理（一种可能性为正常人无法把握这俩躁狂病人的心态），反正每次这两哥们一出场，就是一番“不起鸡皮疙瘩不收钱”的架势。比如下面这个康有为片段：

康有为：你说的不对！（恶狠狠地指着某人）这不是修身的问题，也不是个人伦常的问题，也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擦汗）那么这个制度之下的科举之制，我康某人又为何心向往之呢？我讨厌科举，讨厌透了！那些章句小楷，岂能考出我胸中锦绣，宇宙关怀！（双手向空中伸去）一次又一次的落第，一次又一次的耻辱！（手拍桌子）但我还是要去考，考进这个制度中去，因为，要改造一个制度，你必须先到这个制度的内部（梁启超端茶过来：老师！）这，就是执着。（梁启超点头）你们还记得陆九渊的诗吗？……蝼蚁能捆住巨人吗？（问一堆人）栏杆能挡住骏马吗？（问另一堆人）满天阴霾，终见飞龙在天！（一只拳头向空中挥舞）

看完这个片段，我怎么觉得康有为应该由吴孟达来演，梁启超应该由周星驰来演呢。

给法治一次机会

专栏牺牲稿
------------

前一段我刚读完一本关于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书《大帝国的涅磐》。关于农民起义，从小学校就教育我，它是“波澜壮阔”的，“可歌可泣”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斗争”。但我通过这本书得到的信息却是，农民起义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是残忍血腥、以暴易暴的。无论是黄巢军的广州屠城，还是张献忠军的梦魇屠蜀，无论赤眉军的烧杀劫掠，还是太平军内部的自相残杀，都不吻合那个“可歌可泣”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朝廷”的暴政一般都还披有儒教这层温情脉脉的外衣，那么专制减去儒教，就是农民军式的残暴。

然而据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农民军走上革命的道路，一般也是为暴政、贫困所迫。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将自己所承受过的不幸放大数倍，“还”给社会。更不幸的是，他们还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曾经的施暴者：那些被张献忠屠杀的普通四川人，那些在太平军内讧中被株连的数万家属，哪里是什么“阶级敌人”。

最近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让我想起这本书。当然瓮安、杨佳事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农民起义”，但是它却折射出如果社会矛盾全方位激化可能出现的惨状：暴徒可以起来混水摸鱼，而无辜者则可能被乱棍打死。据报道瓮安事件中有这样一幕：一个普通教师为了救一个警察，被暴徒追打至颅内出血。这个教师，还有在杨佳案中无辜丧命的警察，让我想起几千年农民起义中那些为专制“陪葬”的无辜死者。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制度制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社会矛盾的非暴力解决提供了很多个“阀门”：媒体、公民社会、立法机构、不同层级政府、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从而避免矛盾一触即发。比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中裁定，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已经是高法第三次在关塔纳摩问题上“扇”布什政府的“耳光”了。然而正是这个司法“阀门”，防止了布什政府在侵害人权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从而避免民怨累积。而权力过于集中，就意味着所有缓冲的阀门都不存在，民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对于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责任的集中：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机构，那么，政府也成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唯一受到冲击的机构。

拿司法独立来说--试想如果瓮安存在独立可信的司法机构，对公安裁决不满的家属及民众就不会选择在政府门口聚众闹事，而会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杨佳在手刃警察前曾经走过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也不至于在网上获得那么多“喝彩”。制度里“第三方”的缺失，使得人们天然质疑那个强者的任何结论。

可惜，从瓮安、杨佳事件来看，无论政府还是网民，都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政府方面来说，贵州省委大刀阔斧地撤了瓮安四个领导。这固然有利于平息民愤，但仔细想来，这本质上还是“权力”的胜利，而不是“权利”的胜利，因为“撤官”的主语还是“上级官员”，而且这个“主语”还有“丢车保帅”之嫌。从民众方面来看，竟有不少网民为杨佳这样滥杀无辜的暴徒叫好，可见那种“以暴易暴”的农民起义心理在很多中国人中仍然根深蒂固。

所谓法治精神，无非两条。第一，罪责的个体性---不能因为一个人隶属于某种集体身份就向他治罪。拿杨佳案来说，就算曾有警察对杨佳不公，不能让其他警察为那几个粗暴警察付出代价。第二，罪与罚的对称性---一分罪，一分罚；十分罪，十分罚。同样拿杨佳案来说，即使曾有警察殴打杨佳，为此杀死6人？还为之叫好？这是嗜血，不是正义。

当然法治精神的培养只能从政府与司法机构分享权力、给法律以它独立的尊严开始。权力过于集中，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等于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揽到自己头上来了。最近我一个朋友买房，开发商违约不交货，他和其他购房者采取了很多维权行动，问什么行动，他说：“我们给很多领导写了信，找了区政府和市建委，还到信访部门去上访了”。在我看来，只有当有一天，碰到纠纷的人找的不再是“领导”、“市建委”、“信访部门”，而是法院，而且仅仅需要找法院时，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抵达了政治现代化的门坎。

油价高涨，焉知非福

《南方周末》专栏
-------------------

现在对油价高涨的各种讨论中，有一个基本问题往往被忽视了：油价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家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一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最近奥巴马慷慨激昂地说：“以后我要让埃克森这样的石油公司为它们的暴利交更多的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不甘落后，他说：“我对石油公司很愤怒，为它们的暴利，也为它们没有更多地投资新能源……”国会则开始调查“金融投机者”----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炒作，当下油价可以回跌一半”，于是上个星期国会开始传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人员展开调查。媒体、网络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种“揪出那些坏蛋”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想起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大量网民振臂高呼要打倒“暴利奸商”，捍卫普通民众的“买房权”。这两件事情的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是一小撮“无良奸商”搞乱了市场，而不承认是自己的消费需求构成了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

对此，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石油公司的盈利情况是一美元的销售额带来8.3美分利润，而电器行业是一美元盈利14.5美分，电脑行业则是一美元盈利27.5美分，如果要对“暴利”额外征税，恐怕石油公司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至于“金融投机分子的炒作”，也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除非期货交易导致了实物上的囤积居奇，否则金融机构不可能长期操控油价，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石油的商业存储有明显波动。就是说，在石油产量稳定的情况下（过去5年基本稳定），不是什么“幕后黑手”，而是对石油的真实市场需求，确切地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你我他，导致了油价的高涨。“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面对一场“危机”，却又纠不出具体的“坏蛋”，的确令愤怒的民众和政治家够憋屈的。

但是，油价高涨短期来看是问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坏事变好事”。如果说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人类的石油需求是有弹性的。有研究表明，如果石油产量按照两次石油危机之前的趋势增长的话，目前的石油消费会比现有水平惊人得多，就是说，人类目前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国际关系脆弱程度都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正是那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反思自己的能源消耗模式，从此开始倡导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发展、节能性汽车生产、能源税收政策变化、城市交通及规划观念转变等等。可以说，那两次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事情“变得更坏”而使它“变得更好”。

因此现在许多政府采取的强行拉低油价措施，限价、企业补贴等，都显得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与其说油价问题是“病根”，不如说它是生产消费模式这个病根的一个临床表现而已。一个人如果长期暴饮暴食引起发胖的话，也许更紧要的是少吃点东西减肥，而不是选择特定的衣服来“显瘦”。

当然，油价飞涨对中国的冲击格外强烈，毕竟，生产生活成本提高，很多西方民众不过是从“浪费型小康生活”退守“节约型小康生活”，但对于中国来说，油价高涨的连锁反应则可能把很多人从“小康生活”推向“贫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在石油生产接近峰值（peak oil）的时代起飞，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对于污染严重、城市交通堵塞、大兴土木的中国来说，油价高涨也不乏是一次及时的警钟。在油价高涨和经济衰退之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没有做，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抑制国有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汽车，投资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调整税收政策甚至收入分配政策，反思城市规划思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价高涨与其说是一个灾难，不如说是不健康的经济机体对自己的“病症”发出的早期信号，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可以防止中国在粗放甚至浪费型的发展道路上积重难返。

当然，信号是发出了，能不能被有效接收则是另一码事。如果各国政府还是仅仅忙着出台各种政策，制造一个低油价的表象，找“显瘦”的外衣，而不是从产业结构、新能源开发、财税政策和城市化思路着手“适应”高价石油，那么“坏事”就有可能变成“更坏的事”了。我现在生活在英国，虽然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租房子住，骑自行车上下班，冬天出门总是记得关暖气，不过也不打算为此揪斗任何“阶级敌人”，因为我记得罗斯福说到基本人权时，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没车没房没空调的自由”。

又见马尔萨斯

《南方周末》专栏
------------------

粮价问题还在全球蔓延，拉美各地发生粮食骚乱，非洲出现饥荒迹象，亚洲各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连欧美民众都开始感到粮价的负担……随着这些消息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象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彻底糊涂了，这个300年前的老头到底是对是错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基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往回摆，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是错了嘛。

据说马尔萨斯最大的“失算”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经典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经滑到了饥荒边缘，但是绿色革命中研发的一种大米品种让大米产量提高了10倍，印度不但从饥荒边缘转了回来，而且一口气又生了7亿人。

马尔萨斯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抑制粮价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矛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国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粮价一跌再跌。

还有一个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的趋势，是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福利制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总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了。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国，现在一家平均只生1.6个孩子，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于是马尔萨斯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等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低生育率，何必那么大动干戈地搞政治命令？

我倒觉得对马尔萨斯的“揪错”没有必要矫枉过正。拆房子揭瓦式的计划生育当然要不得，但是积极控制生育的理念却未必错误。据说到本世纪中世界人口会突破90亿，谁能保证不需要新的绿色革命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就算可以实现技术突破，谁又能保证它会及时到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指出，到203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50%才能避免饥荒。很多人已经论证，新的绿色革命会比上一次要难得多：石油紧缺使化肥成本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使灌溉革新更加困难……就算新的绿色革命及时出现，粮食供给总量够了，在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些供给会转化为穷国可以消费的“有效供给”？

再拿“神奇的”贸易来说，贸易可以让福利全球化，但也可以让危机全球化。正是贸易分工使一些国家形成粮食进口依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一旦粮价上涨，这种依赖就可以变成饥荒----粮食的生产周期和土地的营养积累导致粮食不象其它商品，可以随着瞬息万变的价格信号而迅速调整。

再拿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来说，不错，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但问题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并不存在，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死循环：越是穷国越难降低生育率，于是越陷于贫穷。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得出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1950年跟西汉比，中国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大面积饥荒，两千年来人们在饥荒边缘原地踏步，也够悲惨世界了。

总之，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Slow like honey

英国的夏天竟然是这样的。热一天，冷两天，伸个小爪子，挠一下，缩回去，再挠一下，又缩回去。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风衣外套和毛袜子，想：夏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已经过去了吧。

不会是在我在网上搜索朱刚强事迹陈慧琳婚事李树芬惨案的时候已经嗖地过去了吧。

这也太不够哥们了。

以前在国内时有人说，外国人隐私观念强，这不能谈，那不能谈，谈什么呢？天气。心想，天气有什么可谈的？一分钟不就说完了。到了英国来，发现在这里天气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千娇百媚。Tom Waits有首歌叫Emotional Weather Report，嗯，真emotional

“It’s like a bride on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唯一的好处就是夏天白天特别长，4点天亮，10点天黑，因为长，所以薄，白是惨白的白。

但白天很长的感觉真好，好像因此自己拥有的时间也被撑长了似的，好像赚了，好像阔了。

好像时间走得更慢了。本来就慢，放假了就更慢。但原先只是粥那样的慢，现在却是蜜那样的慢。

昨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右脚给鞋打了一个小泡。今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没有任何一只脚没有给鞋打出任何一个泡。

也就是说，一件事也不发生。上午穿过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去办公室，下午穿过同一条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回家。去办公室，回家。回家，去办公室。生活变得就象，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的犯罪现场。

进步在于，已经不再为生活的稀薄而鬼哭狼嚎了。甚至觉得自己跟自己呆着其实也挺甜蜜的。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份白切鸡。

For the areas
including, the western region
of my mental health
and the northern portions of my
ability to deal rationally with my
disconcerted precarious emotional
situation, it's cold out there
colder than a ticket taker's smile
at the Ivar Theatre, on a Saturday night
flash flood watches covered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my disposition
there was no severe weather well
into the afternoon, except for a lone gust of
wind in the bedroom

Tom Waits实在太牛了。职业诗人也没有他这么顺便诗人一下牛。

瓮安事件

有网友问对瓮安事件的看法。

我“不明真相”，没多少看法，就12条。

1. 照例谴责一下政府对新闻的管制。

4.我并不认为任何反政府行为天然地就是“义举”，我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一贯一样深重。

12. 很讨厌现在网上无数人一窝蜂地用“俯卧撑”这个词造句。

仔细想来，这12个看法都跟瓮安事件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贯情绪在某一个随机事件中的折射罢了。

可能这个答案简短得令人失望，但我相信一个人的观点长度应当与他所掌握的事实数量成正比。此刻我尊重那些保持沉默的人甚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质疑在多大程度上伊战是“blood for oil”。我的大致观点是1）大多数人说“blood for oil”这话时就是人云亦云，既没有清晰的逻辑，也没有充分的论据；2）如果说伊战和石油有什么关系的话，最多也是建立一个亲西方政权、从而减少一个可能通过油价进行政治勒索或恶意操控油价的中东国家，而不是什么给石油大亨“开路”。

等了5年，现在“Blood for Oil”论者们终于等来了“论据”：近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向来自美英法中印俄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开发石油，争取将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两三年内提高60%。在公开招标的长期（5-10年）开发合同之外，还以非招标的形式“内定”了几个石油公司（埃克森；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Total石油公司），签订短期（两年）技术支持合同。一时间，反战斗士、左翼时评家们如获至宝，“看，还说不是为了石油！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吧！”

说实话，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如何从“伊拉克向各国石油公司公开招标”可以直接推导出“美国打伊站就是为了石油”。

1） 这些石油公司并不都是美国的，就是美国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开发的石油产量、出口方向、价格都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决定，非要说“伊拉克对国际石油公司招标证明了伊战是为了石油”，就等于说美国政府为了全球的石油企业的利润打仗。布什这么博爱？不仅仅为了美国的企业、而且为了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利润打仗？什么时候布什跟中石化也好上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利润打仗？今天为了石油产业打一仗，明天为了计算机行业怎么样？后天为了汽车行业如何？再后天为了化妆品行业？你们可能要说，布什跟石油行业的老总们熟啊，所以格外关照啊----连这个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他跟汽车行业或者化工行业老总不熟？是不是布什跟埃克森老总密谈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他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公司的利润提高个3个百分点，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当时是不是还有一只苍蝇停在布什的咖啡桌上被他一把扇走了？您眼神真好。

2） 就算布什跟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总是铁哥们，他就是要倾举国之力为哥们的公司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战争？他不可以给这些公司发石油补贴？就像农业补贴那样不行吗？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加减法：伊战到现在已经花了1.5万亿左右，我们假设布什跟石油四大都是“哥们”，我们假设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使各个石油公司的利润增加4%（这是一个很任意的假设，但鉴于伊拉克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比例和各企业之间的“分赃”，这应该不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我们假设各个石油公司年利润和壳牌大同小异，即250亿美元（2007年数据----注意，由于油价暴涨，03年开战的时候利润肯定低得多），250×4%×4=40亿。1.5万除以40，等于375。即，非常粗糙地算，仅就目前的战争开销以及目前的油企利润规模来看，打伊站的花费可以支撑375年左右四大公司的伊拉克石油利润。也就是说，拿出伊站开支的一丁点去补贴石油企业，就可以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你说布什为啥非要舍易求难地去打仗？他说服不了国会通过补贴法案？咦，既然他可以通过“欺骗”说服国会去打仗，怎么就不能通过“欺骗”去说服国会去提高油企补贴？

3）“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石油开发权”这一点，还体现在：如果美国政府是想为石油公司打开石油开发权，为什么直接就动武了？怎么也可以跟萨达姆先谈判一下吧？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怎么之前一点“政治”都没搞呢？哪有“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和协商记录呢？要知道，萨达姆如果03年曾经被给予过“要么权力失陷家破人亡要么开放石油开发市场”的选择，想必还是会选择后者吧？他就那么铁骨铮铮、寸油不让？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至于那么悲情？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果可以不通过战争、而直接通过谈判打开市场，何必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打仗？

4） “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削”，完全可能是“双赢”局面。不明白为什么左翼们一听到“国际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要那么激动？肯德基还进入我们石家庄了呢。中国不也到非洲买油田吗？难道说明中国政府剥削非洲人民了？中国现在还要参加伊拉克油田的竞标呢，一边积极“分赃”一边大骂“你们这些强盗”？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需要提高他们的开发能力（到现在不但产不了多少油，而且主要城市的电力能源都无法保证），而跨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正是他们所需，双方合作有什么不好？现在世界油价这么高，产油国都发了，让可怜的伊拉克人也多分一瓢羹有什么不好？何况伊拉克政府公开的招标方式里不有“所有外来石油公司必须有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partner、必须雇佣伊拉克人、利润必须按一定比例留给国内partner”等保护国内利益的条款呢。到今天还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态度对待外资？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方式去“引进外资”，就没有什么不对。鉴于石油四大的企业实力，它们就是中标，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目前“招标”有不够公开透明的因素，比如那几个“内定”短期合同，这些需要反思，但除非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如果如此，again，布什真博爱，一口气把英国、法国、荷兰石油公司都给“关照”了），否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渎职案而已。

到目前为止，除了诛心和假装听到布什和石油企业老总的私密对话，我没有看到任何坚实论据可以直接从“世界各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竞标”推导出“伊战是为了石油”。也许美国打伊拉克的确是为了石油，但请给出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据。

至于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我始终认为直接原因就是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就这么简单。对于沉迷于“阴谋论”并不断从“阴谋论”中获得道德高潮的人，任何“简单”的解释当然都太没劲了。没有那些“坏蛋”的衬托，怎么显得“我”的正义呢？

当然如果要探讨伊战的“根源”，就多了去了，冷战之后的盲目乐观，911之后的亢奋，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对中东不稳定因素的过度敏感，“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捍卫盟友以色列的决心……反正肯定是“一言难尽”了。不过要说打伊站是为了给国际石油公司“开路”，5年前就拎不清，现在还是拎不清。“No blood for oil”，口号比较脆，比较响，喊起来容易热血沸腾，肾上腺激素分泌加速，而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给人带来快感，仅此而已了。

假如由你来制宪 （4）

做事情有始有终，是我的诸多各种美好品质之一。

-----------
第三个问题：选举制度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毛里求斯

1.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破。

去之前查了wikipedia，说毛里求斯人均GDP一万多美元，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结果一下飞机，路经的村庄、城镇，一概都是中国乡镇级城镇的模样（蚊米说是中国乡镇“20年前的样子”，大约因为他们浙江农村比较富裕）。要知道，中国人均GDP是3000美元左右，所以毛里求斯看上去应该比中国“富三倍”的样子，结果感觉却是“穷三倍”的样子。就是首都路易港，看上去也勉强就中国一个穷省地级市的模样。

结论就是：人均GDP这个数字所含信息量真少。

不过，毛里求斯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旅游区域，比如酒店，植物园，港口的shopping center，都非常宽敞明亮洁净，但凡是非旅游景点，普通城镇和村庄，都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酒店，酒店都圈起自己的private beach，里面优雅宁静，风景如画，但是10分钟车距之外的村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这一点让人有点别扭，好的地盘和设施都给外国人了，自己的地盘反而破破烂烂，让人想起两个字：租借。

2.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大。

我想象中一个弹丸之岛，用脚都可以丈量完。结果一下飞机去酒店就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比JFK机场离纽约市中心还远。远处的风景都是苍苍莽莽的山脉，甚至给人一种“延绵不绝”的感觉。
当然毕竟还是小地方。开车路经一个城市（名字忘了），司机自豪地说：“这是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市”，他话音刚落，我们就已经开出那个城市了。

还有一个司机带我们环岛周游，说是要带我们去看一个“big big temple”，到那一看，就一小庙，所有的菩萨加起来还不到十个。该司机还带我们去参观一个“big big waterfall”，结果就两条小水流，瘦瘦地挂那，非常营养不良的样子。我觉得该司机真应该去中国转转，这样他就能看到“big big everything”啦。

3.

虽然毛里求斯是个非洲岛国，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南亚岛国，人种基本都是印度裔。去之前看wikipedia说那里以印裔为主，但也有不少华人、白人和黑人，所以觉得应该看到五颜六色的人种，结果基本只看到印裔。便是在路易港的“中国城”，也很少看到华人。

顺便说一句，路易港的中国城是我见过的最破败最诡异的中国城。奇怪的是，与世界各地中国城充满了餐馆、卖菜卖肉的铺子不同，路易港的中国城充满了五金店。五金硬件摆得脏乱无序、密密麻麻，店主人一般都坐在其间发呆。孔子亿万的后人里，有那么几个坐在一个非洲岛国的五金店里打发一生，这事想想真“百年孤独”。

当地人讲“creoles”，似乎是法语的一个分支。此岛被英法都殖民过，所以官方语言是英语，对外国人使用最多的口语是法语（基本上人们看到我们是外国人，首先会用法语“试”我们，不行再试英语），加上各自的“籍贯语”（印度语，中文，乌尔都语等等），就是说，在毛里求斯，就是个文盲，一般也会讲3-4国语言。所以，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学外语之苦，请到毛里求斯来生养孩子吧。

毛里求斯人当然也为此颇自豪，“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找工作”。但他们似乎也无意去“世界各地”。我问司机，“你们的年轻人很多去欧洲留学吗？”他说：“欧洲太贵了……而且，我们毛里求斯的教育质量和欧洲差不多”。

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4.

虽然比较破，比较小，但这一趟还是很值的，因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大海”。

海，我当然见过。在北戴河，海南，大连，香港，纽约，波士顿，上海，我都见过大海，但都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传说中的大海”应该是寂静地地蓝，热带地蓝，海明威式地蓝，令老人回忆起童年令孩童回忆起前世地蓝。

之所以提到海明威是因为他曾说过一句令毛里求斯各任旅游局长欣喜若狂的话。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创造了天堂，天堂是毛里求斯的复制品。我想海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看到的，和我在沙滩上看到的，肯定是同一片蓝。当然海老师n年前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小岛还没有那么多酒店、城镇、汽车、公路、电灯电话，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它更原生态更粗旷更狂野也就是更天堂。

因为是当地的冬天，所以海景肯定还没有饱满到它的极致，但也不是没有好处。人少，安静，气温适宜，不宜下水嬉戏，适合坐在沙滩上晒太阳，which，正是我期待的。

所以基本上去的这一周，除了外出的两天和偶尔打球打牌扔freesbie，我们就是坐在沙滩椅上看书，发呆，睡觉，听海浪，晒太阳。

啊，我一年358天忧国忧民，另外7天坐在世界尽头发呆。

5.

这一条是写给那些有可能去毛里求斯玩的人看的。

我并不是一个主张“奢侈旅游”的人，但是去毛里求斯玩，住一个比较好的酒店还是挺重要的，主要是它们一般都有private beach。Private beach 的好处：有比较好的海景；酒店一般有成套的海边消闲设施（躺椅和防晒亭，各种大船小船，各种球类及场地），所以两手空空地去都可以，不用操任何心；人相对少，不用争夺资源。

话又说回来，把风景都给“私有化”了，这事从伦理上来说令我隐隐有些不安。客观地说，“风景”只是资源之一，而任何资源的享用都跟消费能力也就是社会阶层有关，所以从道理上来说我似乎不应该感到内疚，但把这么美的风景圈起来，供“一小撮人”欣赏，总觉得有点罪过。

当然好在毛里求斯“天生丽质”，一些public beach也不错。

住酒店也不是没有坏处。酒店都地处偏远海边，周围方圆几十里，除了大海和农田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每一个酒店都像一个鸟笼子，把游人给“困”在了里面。对于想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来说，这一点极不方便。当然也可以打车离开酒店，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带你去另一些旅游景点（比如big big temple和big big waterfall），对于我这样喜欢在大街小巷任意漫步、打听鸡蛋价格和观赏电线杆文学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有一点比较奇怪，虽然这是一个岛国，但似乎没有多少海鲜。我们住的酒店三餐都没有什么海鲜供应（这与我在大连和北戴河的经验完全相反），外出吃饭花钱买的话，比一般的非岛国还要贵，而且味道很一般。于是我们天天缩在酒店里吃烤鱼肉牛肉（听上去不错，但是很难吃）和面包pasta，要么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外式蔬菜salad。偶尔有煮的白菜木耳（当地似乎产木耳），那就是我俩的福音了。有一回蚊米午休赖床不肯起来吃饭，我大喊一句：“白菜都给人吃完了！”只见他立刻噌地爬起来，朝着餐厅飞奔而去了。

6.

给我爸妈电话。

“我在毛里求斯玩！”

我妈：“毛里求斯？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我爸：“毛里求斯？一种布料吧？记得给我买几尺毛里求斯啊！”

7.

回来之后上网看新闻，yahoo头条新闻竟然是“UK Workers Urged To Sleep On The Job”云云。

嗯，看来我一走，世界就太平了。

-----

这个网站好像上载照片特别麻烦，我就不在这里贴照片了，可以去这里观赏我拍摄的毛里求斯风光。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南方周末》专栏
----------------------

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雪花点

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昏天黑地地改考卷。

说是100来份，但是一份考卷三篇文章，所以从阅读文章总数来说，有300多篇。

我自己的课当然没有这么多学生。但是剑桥（也可能是我们系）有个奇怪的制度，每份作业和考卷都要由两个人来改，为公平起见，取平均分。而且这里改考卷不象中国或者美国，各个老师负责自己那门课就行了---- 这里是个“集体作业”，每个人被随机分配去改不同课的考卷，所以虽然我只教过2门课，但却改4门课的考卷加别人辅导的一堆毕业论文。

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您路过我办公室的窗口，就会看到那个小学生课本中被写到的动人情景：夜深了，老师的剪影依然浮现在深夜的办公室窗口，“呕心沥血”地伏案改作业……

开始还行，毕竟，改考卷本质上是体力活，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一度还有“逃避自由”的欣快感。

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象爬大山坡，越爬越吃力。

开始还是在读文章，后来大脑和眼睛都给程序化了，象GPS找路一样搜索、定位，大脑不断用GPS那种机器声说：此处没有关键字，减3分……此处论点论据不对应，减2分……此处和前面不一致，减2分……此处举例不当，减1分……

基本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那种节奏感。

然后就是头晕眼花想吐。大脑塞满了，一个词都塞不进去了，再塞一个词就会掉出来十个词来。

再后来就觉得打一个喷嚏就会喷出一篇学生的文章来。

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长时间干体力活的一个经典症状：不会思考了，成天大脑一片空白，也不完全是空白，布满了黑白电视上的那种雪花点。以往看到天气变化、树呀光呀影呀总要触景生情一下，或者读到新闻时事，总要思考一下，这一段就完全没有了感受力，就剩雪花点了。

其中一个症状当然就是：一点不想写博客了。

博客，博客是什么呀。

脑子就跟浮肿病人一样，按一下，陷进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记得以前有人讨论为什么奥森维斯的犹太人不反抗，有人解答说，那些犹太人天天被派去干体力活，这些活从经济上未必有多少意义，但摧垮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长时间地从事体力透支型的劳动。

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机械感，那种简单重复中的混沌感，的确令人越来越麻木。

马克思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个肯定也说过点什么。

昨天晚上伦敦时间9点03分，终于改完了。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滩淤泥，过了很久，咕咚，冒了一个泡。

泡里写着：“我想喝可乐……要冰冻的。”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为庆祝顺利完成第一个学年的教育工作，我和蚊米决定出门玩。

因为特别想去一个有阳光沙滩的地方，首先想到了夏威夷。一查票价，最便宜的都快2000美元了。而且，由于从伦敦到夏威夷，相当于从世界地图的西北角飞向东南角，直飞也要18个小时。加上倒机，加上家里到机场的周折，从门到门，恨不得两天两夜。跋涉两天两夜，花2000美元，就为了个阳光沙滩。算了吧，不如自己挑几筐沙堆家门口，找个晴天，搬个藤椅，躺着。

然后又想到了virgin islands，具体也搞不清在哪，反正是美国东南角的一堆岛屿中的一个，据说风景比较名胜。琢磨着，去美国，距离短点，机票便宜点。结果统筹计算起来，钱也少不了多少，距离也短不了多少（因为也要七倒八倒），而且，我4月份刚去美国，又去没意思。

当然不是没有想到近在咫尺的欧洲。但，虽然巴黎离伦敦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办个签证却恨不得两个月时间。打电话预约签证，都排到了8月。上次恩华去意大利希腊玩，约我同行，我打了一圈申根国家的签证预约电话，最后在斯洛伐克使馆的电话系统告诉我最近的预约也在1个月以后之后，放弃了。

地球是平的，但对于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一些。

然后，举目四望，我想到了----非洲。

我琢磨着，有钱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边境线把得死死的，生怕我们穷国人民进去抢鸡蛋，去穷国总可以吧，反正也没鸡蛋可抢。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激动起来。对，为什么要去富国呢？不就是个风景如画吗？俺们剑桥村到处也风景如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隔壁村看我家窗口也能看到的东西呢？相比之下，非洲！我可以去南非参观打砸烧外国人的最新街头运动，去津巴布韦参观比纸还便宜的纸币，去苏丹参观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去索马里参观无政府状态，去肯尼亚参观动物们的和谐社会，去卢旺达参观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火拼……总之，可以参观学习的新鲜事物太多了！

然后我就跑到mitbbs旅游版的非洲精华区查看先人的经验，很快，一行字落入了眼帘：“毛里求斯实在太美了。”

毛里求斯？哇，还有比这更非洲的国家名称吗，连埃塞俄比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连毛利坦尼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就是它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蚊米：“我们去毛里求斯吧！”

“毛里求斯在哪？”

“不知道。”

然后开始查毛里求斯在哪，原来是马达加斯加附近一个拿放大镜都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岛，竟然也是一个旅游胜地，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也有阳光海滩。

虽然阳光沙滩的形象不大合乎我对非洲的嗜血想象，但，本来不就是想去阳光沙滩吗。相比毛里求斯这四个听上去那么超现实的字眼，夏威夷，多么老土！

赶紧查签证事项。非洲国家不愧是非洲国家，毛里求斯驻伦敦使馆的网站上，竟然找不到签证信息，所有关于签证信息的链接，都指向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网站。Google到的其他一些信息网页里，显然中国不在免签国家。紧接着蚊米来电话说，毛里求斯驻美使馆的信息网页里说签证至少要一个月。

我倒。

连毛里求斯人民都信不过中国人民。

突然搜索到的一个中文文章，文中说中国人去毛里求斯停留15天不用签证。

可能吗？赶紧又去密集google，终于链到某个毛里求斯官方网页，上面说：“As from 01 October 2004, 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rdan and Lebanon visiting Mauritius for a period of stay up to fifteen (15) days do not require a visa to enter Mauritius.”

简直难以置信，免签15天，对于持中国护照并深受其害的人来说，这种惊喜简直象是马路上捡到一打新鲜鸡蛋。我抱着这盒鸡蛋，嘴里喃喃自语：中毛友谊万岁……

顺便说一下，提供免签信息的那篇文章，可能对其他人也有用，在此链接一下。该文列举了所有中国人可以免签或者限期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其中似乎一半很可能是您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另一半则很可能有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随时可以将你绑架。所以，have a safe trip，别忘了带上你们家祖传那把菜刀。

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旅行计划，本来我是只想去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国、德国、荷兰等等“风景如画”的国度的，现在，我的旅行计划包括：安道尔、阿鲁巴、库克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塞舌尔……什么？都不知道在哪？这有什么关系。既然旅行的目的是了解世界的奇妙，还有什么比去麦克罗尼西亚这样一个不知道在大洋洲还是美洲还是欧洲也可能在银河系之外也可能是该文作者编造出来恶搞读者的国家更奇妙的吗。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每天电视上都看得到，麦克罗尼西亚的美女，您见过吗。

我和蚊米飞快地定了去毛里求斯的机票和旅馆（事实证明，其实也不比去夏威夷便宜多少）。6月15日，我将搭乘毛里求斯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那个三天前我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国家享受阳光沙滩了。

下面将进入我最喜爱的旅行准备阶段了：购物。我要买新的游泳衣、太阳帽、防晒霜、沙滩鞋、“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就在我憧憬着自己穿着“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在夏日的海浪声中非常MTV地徜徉时，突然想到----

位处南半球的、亲爱的、名字最最非洲的毛里求斯，现在是冬天。

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

怪谁

家长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凶。
中央政府说好好好要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XXX元一平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省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别看中央政府动不动义正词严青天在上的样子，其实我私下觉得它应该负最大道义责任，谁让它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呢？

当然也许它的责任是还不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如果它再轻视一点，把所有的中小学都逼成“希望小学”、“希望中学”，这样校舍反而安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会觉得这是个玩笑-----他可能会从学理上同意这个观点。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象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的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的情形。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民运”、“轮子”……），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

宽容

1

顶烦那种腔调：“他行善帮助别人，不过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说到底，是为了自己……”

拜托，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做坏事就是做坏事，不要用“不过是……说到底……其实……” 绕晕我们好不好。

总有人迫不及待地将一个道德问题转化成一个智力问题然后在过度分析中及时摆脱了自己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羞耻感，但，能看透“不过是……说到底……其实……”的那点小聪明是如此之小，真的令人欣慰吗。

一个真正鼓励行善的社会，就要宽容行善者的虚荣心。一个人能够行善而不洋洋自得，当然可敬。但一个人行善的同时又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把捐款数额贴在脑门上到处晃悠，也没有什么不好。“道德优越感”怎么了？人家花200万买个“道德优越感”，您舍得吗？人家的“道德优越感”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您呢？建立在“别人没做什么”的基础上？当人人都希望别人做圣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人了。

给一点点善一点点感动，保持这点纯真，就那么难么？

2

新闻一则：

“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考察时，王石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歉意：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所以商人里面我还是最喜欢任志强，丫从不向“网民”低头。

Life after People

昨天看BBC纪录片一个“Life after People”，真好看。它回答了一个已经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人类如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文明的遗迹还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多久？

答案和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红楼梦逑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挺得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久，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到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存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人给它写诗了而已。